第六十二章 以五问诘大臣状62（1 / 2）

可能永永远远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

京师街头巷尾沸沸扬扬，广泛流传着一首无名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伯仲难分实昏庸，应天野合真三司”。

王尧臣天圣五年（1027）进士第一，字伯庸，应天府人士，又是当朝三司使，分明有人暗中编派谣诼，恶意诋毁中伤。宋夏开战以来，一直在西部边郡任职，年初刚刚回京出任三司使，主持朝廷财政。

战后的大宋王朝，所谓“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匮乏已极”。为了匡救时弊，王尧臣不避嫌怨，不徇私情，勇于以身当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罢免了副使、判官以下不能胜任职责的官吏十五人，重新制定财政纲目，使三司工作焕然一新。

但是，王尧臣的新政动了别人的奶酪，引发嫉恨、不满，于是就有人制作无名诗蛊惑人心，除了上面的两句之外，其余简直不堪入目，令人发指。

欧阳修立即上“论禁止无名子伤毁近臣状”，请求仁宗特降诏书，禁止臣僚妄造阴私语言，凡有转相传播的、一律追究来源，严加惩处，以保护忠良。

仁宗批准了欧阳修的奏章，张榜悬赏，追查无名诗由来，高压之下，流言蜚语顿时销声匿迹。

接下来的一场风波，是围绕与西夏的战和之争书写的。

西夏大臣如定聿舍、张延寿来到汴京，与宋廷协商议和条件，引起了朝臣间一场激烈争论。

当时，欧阳修来京就任谏官时，正好遇上宋廷与西夏初议和好。在契丹使的撮合下，西夏派遣使者贺从勖来宋廷上书通和。宋朝派遣邵良佐出使西夏。邵良佐回朝时，西夏大臣如定聿舍、张延寿随同出使宋廷。

如定聿舍、张延寿代表西夏向宋廷提出大大小小十一项无理要求，如增加“岁赐”银绢茶、割让土地、西夏对宋不称臣、自立年号等。

欧阳修认为西夏得寸进尺，完全没有和谈诚意，他上奏“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请求仁宗召集文武百官慎重讨论，要深思远虑，不要落入敌人奸谋。

他还上“论西贼议和利害状”，更是旗帜鲜明，明确表态反对屈志辱国急于求和。

欧阳修一针见血地说：“目前急于求和的人有五种：不忠于皇帝的人，无见识的人，奸邪小人，疲兵懦将和陕西的老百姓。其中前四种人的话都不值得听用，惟有陕西百姓久战困乏，盼望媾和，值得朝廷注意，要适当采取宽抚措施，安定边境民心，但不可因此而屈志求和。”

西夏使臣如定聿舍抵达边境前夕，朝廷有关官员准备隆重接待。欧阳修认为过分礼遇，只会助长西夏使臣的傲慢无礼，损害宋廷国威。他上书请求朝廷对西夏使臣不赐御筵，不派官吏陪伴，将使者安排在驿馆，不急于理会。用这种故意冷落的方法，挫折对方的傲气，显示我朝廷并非软弱可欺，这才有利于和谈进行。

欧阳修特别感到义愤的是，西夏使臣在上呈仁宗文书中，要求将元昊的名号“兀卒”改译成“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