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1 / 2）

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后，无一日不想重回洛阳。时隔六年之后，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都，汉献帝的心情无比激动。还有人比他更激动，这个人就是沮授。四年前，他力劝袁绍“西迎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四年后，献帝回洛阳了，沮授激动的不行，他迫不及待的再次劝袁绍：“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劝你把献帝弄到我们身边，你没有珍惜；等到董卓把他掳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我们这些年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此，现在上天给了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希望你能把握这次机会，如果这次再错失良机，再让别人先下手了，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趁着现在献帝身边没有强大的势力保护他，你赶紧把他弄过来，用他的名义号令诸侯。”

沮授不是“打着皇帝名号搞事”第一人，在他之前，毛玠就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主张：毛玠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就当了县吏，以清廉公正著称，天下大乱后，他到荆州躲避战乱，在半路上听说刘表政令不严明，便改去了鲁阳县。曹操主政兖州时，征召他为治中从事，毛玠对曹操说：“如今，国家分裂，民生凋敝，百姓颠沛流离，公家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百姓无法安定下来，这种状况是不会持久的。袁绍、刘表兵民虽多，却都没有长远的考虑，保守权位需要财力，因此，应当拥戴天子以命令那些不肯臣服的人，致力于耕植业，积蓄军用物资，这样，称霸称王的大业就可以成功了。”曹操郑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转任他为幕府功曹。曹操和献帝联系上了，还送了献帝一些礼物，但是，迎回天子，因时机不成熟，操作起来难度太大，只好作罢。

汉献帝回洛阳后，荀彧也意识到了“汉献帝”这张王牌的价值，他建议曹操“奉主上以从民望”。沮授的主张是篡逆谋反，绑架汉献帝，把他当人质，威胁他号令诸侯，沮授是为袁绍一个人服务的；荀彧的建议是仍视汉献帝为大汉皇帝，顺应民意，荀彧是为大汉王朝和天下子民服务的。两相对比，谁的格局更大？谁的做法更得民心？汉献帝在谁那里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荀彧看的更高更远：汉献帝代表的是大汉王朝四百年的底蕴，虽然东汉王朝风雨飘摇，但是“汉献帝”是东汉王朝合法的、正统的继承人，“汉献帝”这个“王牌”对那些仍对东汉王朝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东汉末年，外戚专政，宦官弄权，买官卖官，腐败成风，民不聊生，于是，黄巾起义爆发，为了镇压四处燎原的起义，朝廷放权，诸侯坐大，中央朝廷权力削弱，到了末代皇帝汉献帝上台的时候，还没成年的他成了那些拥有实权、掌控了朝廷的人的傀儡。

汉灵帝的州牧改革又把地方割据合法化了，导致割据一方的诸侯的权力扩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些野心很大的诸侯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于是大家纷纷效仿。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士族阶层在乱世中要么被毁灭，要么迷失，随波逐流。

自公元184年张角起义以来，地方豪绅和士族官员被冲击的支离破碎，城头变幻大王旗，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士族阶层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就连四世三公的袁绍的叔父一家都被灭族了，由此可见，普通士族官员的生产环境是有多么恶劣，他们要么抱诸侯大腿，和他们同流合污；要么逃避乱世，过着隐居的生活。

由于天下乌鸦一般黑，全国腐败成风，百姓怨声载道，黄巾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大多数贫苦农民的积极响应，如同星星之火、四处燎原，黄巾起义持续时间长，导致很多地方人口流失严重，土地荒芜，地方士族官员的实力被大大削弱。

汉灵帝生怕大汉几百年基业断送在自己手上，为了镇压黄巾起义，病急乱投医，居然将兵权下放到各州，让州牧总揽一州军政大权，为政一方的诸侯可以肆意镇压不听话的地方士族官员和当地豪绅。

士族官员和当地豪绅在中央朝廷和地方诸侯之间左右逢源，中间还有一股势力：农民起义军。起义军和地方诸侯互杀，双方元气大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地方诸侯一旦失利，士族官员自然也跟着倒霉，比如兖州刺史刘岱被黄巾军杀了之后，兖州群龙无首，兖州成了黄巾军的重灾区，政府军和地方豪绅的私人武装势力无力抵抗黄巾军，幸亏曹操及时和他们谈判，给他们土地、让他们的家属安居乐业、将他们改造为政府军。

黄巾起义爆发后，一些地方豪绅为了保护家业，组建了私人武装力量，大部分士族官员没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在乱世中被黄巾军来回蹂躏，身世浮沉雨打萍，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袁绍在北方崛起后，他那里成了士族集团的大本营，大量士族官员投奔袁绍，大量的士族人才投向了袁绍。

袁绍顶着“四世三公”的名号，成为士族官员的顶级代言人，一时风头无两。很多士族官员和袁绍家是世交，在这么多诸侯中，他们觉得袁绍最靠谱，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但是，随着曹操的崛起，士族官员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大汉王朝还没有亡，曹操正在匡扶汉室，跟着曹操干，他们还是体制内的大汉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