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求变图强82（1 / 2）

一、引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朝帝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急时刻。内有民心思变，外有列强环伺，沙俄通过《中俄密约》进一步侵蚀中国东北领土，德国借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年轻的光绪帝载湉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萌发了求变图强的决心，试图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

二、维新思想的萌芽与传播

维新思想的兴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在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中如同一股清流，冲击着僵化的封建体制。这一思潮的萌芽与传播，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

康有为，一位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却又开眼看世界的学者，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结合中国传统儒学的改良思想，形成了独特的维新理论。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主张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康有为认为，只有通过变法，才能救亡图存，使中国免于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他的思想深邃而激进，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启超，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与弟子，以其卓越的文才，通过撰写《时务报》等报刊文章，将维新思想普及至民间，唤醒了更多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梁启超的文章通俗易懂，富有感染力，有效地扩大了维新思想的社会基础，使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帝师翁同龢扮演了关键的桥梁角色。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他深知朝廷内部的保守力量强大，但同时也看到了年轻皇帝对改变现状的渴望。翁同龢不仅向光绪帝引荐了康有为，还积极解释和推崇康有为的维新主张，强调变法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性。正是在他的极力推荐下，光绪帝开始认真考虑康有为的建议，并逐渐接纳了维新思想。

康有为提出的“三大要义”构成了维新变法的基本框架。首先，“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意味着最高统治者需明确宣布改革的决心，动员全体官僚共同参与变法；其次，“设立制度局于宫中”旨在建立一个首接隶属于皇帝的中央决策机构，负责规划和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最后，“设待诏所”则是为了广纳贤才，让有识之士有机会首接向朝廷提出治国方略。这一系列构想，为光绪帝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变法蓝图，激发了他对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念。

三、百日维新的高潮

1898年，清朝的光绪帝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这是一场旨在挽救国家危亡、推动社会进步的变法运动，其高潮阶段充满了激烈的变革与深刻的思考。

西月，光绪帝选派宗室成员出洋学习，这一举措标志着清朝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道路。同时，光绪帝亲自接见并重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将其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这标志着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影响清朝的决策层。

《定国是诏》的颁布是百日维新的高潮标志。在这份诏书中，光绪帝明确提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为后续的变法措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