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宫内生活89（1 / 2）

一、引言

尽管在民国元年（1912年）溥仪己经正式退位，但他依然居住在紫禁城，享受着民国政府提供的巨额生活费，维持着皇帝般的生活。紫禁城的御茶膳房一如往昔，继续为这位退位皇帝提供着奢华的餐饮服务，每餐的排场和精致程度堪比清朝鼎盛时期。这种生活状态，仿佛是旧时代在新时代中的一抹残影，折射出历史过渡期的特殊景象。

二、封闭教育

在清王朝终结的余波中，小皇帝溥仪的教育问题显得尤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对一个孩童成长轨迹的规划，更关乎着旧时代文化血脉的延续与新时代价值观念的缺失。民国元年（1912年），在隆裕太后的精心安排下，六岁的溥仪正式开启了其宫廷教育的篇章。他的老师们，无不是学富五车的硕儒，如曾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陆润庠，以及徐坊、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他们代表着晚清士林的精英，负责传授汉文经典；同时，伊克坦则承担起教导满文的责任，确保溥仪能继承满洲皇族的文化遗产。

溥仪的课程设置深植于传统，几乎完全围绕着儒家经典展开，如《十三经》、古诗词、古文，以及《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和《御批通鉴辑览》等，这些书籍不仅承载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然而，这样的教育体系忽略了对算术、地理、历史等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授，这在当时全球步入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这种封闭且单一的教育模式，实际上反映的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与挣扎。一方面，旧的教育体系试图通过强化儒家经典的学习，来维系皇权的神圣性与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企图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清廷对于世界大势的无知与排斥，未能意识到在全球化趋势下，科技、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革新才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

三、民国初期的尴尬平衡

民国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微妙节点，清帝退位与民国建立，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然而，紫禁城内，溥仪的小朝廷却如同一个时间胶囊，将旧日的皇权威仪与新时代的民主潮流并置在同一时空，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政治景观。

袁世凯，作为清末民初的关键人物，其对待溥仪小朝廷的态度体现了他政治手腕的灵活性与权衡利弊的考量。袁世凯在表面上维持了对清朝皇室的尊重，这不仅是出于对旧秩序的某种怀旧情绪，更是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在隆裕太后去世时，袁世凯主导的民国政府给予了高度的礼遇，全国下半旗致哀，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刚刚建立的民国政权，减少了来自保皇派的潜在威胁，同时也向国内外展示了新政府对传统的尊重与包容。

然而，这层表面的和谐之下，隐藏着深刻的权力博弈与利益调整。随着民国逐步巩固其统治，袁世凯开始着手削弱小朝廷的实际影响力，通过一系列“善后办法”对皇室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些措施要求皇室成员遵守民国的法律体系，使用民国纪年，禁止对外颁发官方文件或赐谥号，以及改革皇室内务府等机构，旨在逐步将紫禁城的活动纳入民国的法制框架内，削弱其独立的政治地位。

西、张勋复辟的闹剧与空袭的阴影

民国六年（1917年）的张勋复辟，是溥仪短暂重登帝位的一场政治闹剧。这场复辟仅仅维持了十二天，以段祺瑞的迅速平叛而告终。复辟期间发生的东亚首次空袭——一架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掷炸弹，意外地成为历史的注脚，象征着新时代力量对旧秩序的冲击与挑战。这次事件不仅震动了紫禁城，也预示着旧时代无可挽回的衰落。

五、西学东渐与逃离紫禁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