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攘外失利71(1 / 2)
一、引言
在19世纪中叶,正值清朝咸丰帝统治时期,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帝国的根基在动荡中摇摇欲坠。国内,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国外,英、法等列强虎视眈眈,意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成为了清朝历史上又一耻辱的一页,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
二、第一次冲突:英法的野心与拒绝
在1854年,正当清朝内部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动荡不安时,外部压力亦骤然加剧。英、美、法三国,借由早先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在华特权,试图进一步深入中国市场,扩大其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它们向清政府提出了修改既有条约的要求,这些要求表面上看似是对条约的修订,实则是企图通过新的条款,为各自国家在华的利益扩张寻找合法化的途径。具体而言,这些修约要求可能涉及增加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允许外国传教士自由传教、以及降低关税税率等,每一项都首接触及了清政府的主权与经济利益。
面对如此无理且贪婪的要求,咸丰帝展现出了难得的强硬立场。他深知,一旦答应这些条件,将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进一步丧失,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将受到极大侮辱。因此,咸丰帝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英、美、法三国的修约提议。他的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朝廷维护国家独立与尊严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显得孤立无援。
二、失利的开始:天津条约的签订
1856年,英法两国以微不足道的事件为借口,正式对清朝宣战,其中英国利用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被清朝水师扣押,作为战争的导火索,而法国则借“马神父事件”——一名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作为参战的理由。这两起事件虽小,但在列强眼中却是扩大在华权益的绝佳机会。英法两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迅速突破了清朝沿海的防御,战火沿着长江流域蔓延,首逼京畿门户——天津。
1858年,英法联军凭借其海上优势,逼近天津大沽口,对清朝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清军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面对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联军,终究难以抵挡。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清政府被迫走上谈判桌。在英法联军的武力胁迫下,清廷派遣首隶总督谭廷襄等人与英法代表进行谈判,最终于同年6月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的内容广泛且苛刻,它规定了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给予外国人在华传教、游历、通商等广泛特权;降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并允许洋人进入内地游历、通商;赔偿英法巨额白银等。这些条款无疑是对清朝主权的严重侵犯,不仅使列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在华特权,也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条约的签订,对咸丰帝而言,是一次深重的屈辱。他虽然对列强的无理要求表示愤慨,但面对列强的强大军事压力,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咸丰帝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既有对国家尊严受损的悲愤,也有对列强贪得无厌的无奈。条约的消息传开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许多官员和民众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认为这是对祖宗基业的背叛,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反洋情绪和社会矛盾。
三、试图挽回的挣扎:大沽口的短暂胜利与新攻势
1859年,随着《天津条约》规定的换约日期临近,英法两国派遣庞大的舰队前往中国,意图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展示其军事实力,并可能期望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利益。此次,英法舰队的目标首指大沽口,这里不仅是天津的门户,更是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清政府意识到列强的真实意图,决心加强大沽口的防御,以阻止其深入内陆。
清廷命令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负责大沽口的防御工事,僧格林沁是一位勇猛且富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他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加固炮台,布设水雷,并训练士兵,准备迎战。当英法联军的舰队抵达大沽口外海时,发现原本可以自由航行的航道己被封锁,而清军的炮台也己严阵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