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杨炯：神童的一生30（2 / 2）

第二个，杨炯到底是不是酷吏。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杨炯对四人并称的情况，有自己的回复，按照他的意思，应该是“卢、杨、王、骆”这么一个顺序。看样子神童都不服气神童，杨炯和王勃又是同年出生，杨炯觉得自己文才在王勃之上，非常符合天才的自我认知。

但这并不代表杨炯和王勃关系不好，相反，王勃非常欣赏杨炯，而王勃意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集序文就是杨炯写的，写的情真意切，可以说用尽了美好的词句去赞美王勃。

可见杨炯这句话，也不过是戏谑之语，听听就算了。

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的，杨炯是酷吏。

“酷吏”这个词语最开始更像是描述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一种形容词，“酷”是执法严酷手段严苛的意思，而手段严苛的对象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豪强、是地头蛇、是皇亲贵戚。

以上是《史记》中“酷吏”的形象，随着时间的增加，酷吏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偏向负面，这是时间的演进，历史的层垒造成的词义变化。

回到这个问题，从执法严苛上来看，杨炯确实是“酷吏”，但是并没有资料表示他对百姓不好，反过来想，对于办事不力的官员从严惩治，不就是为了能办成事吗？

由于细节资料的缺失，无法知道具体什么事情让杨炯觉得“不如意”，但是杨炯治所盈川，现在的浙江衢州是有杨炯祠的，说明他为官时可能是很得民心的。

前面提到过杨炯的堂弟参与过徐敬业的反叛军，这个堂弟牵连的人还有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杨炯的伯父，此人叫杨德干，而杨德干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酷吏”，他对下属严苛，也有立威名的作用，可见“酷吏”的做法是杨家家风。

杨炯曾经自言，自己家世卑下，可见他的父亲应该是没做过官的，但是他的伯父是做官的，因此他和伯父家走得很近，这也是他没有实际反周行为，却被牵连贬官的原因。

杨炯的人生和仕途，相比其他三人来说，稍微平缓一些，虽然依然逃不过“才高位卑”的命运，最终也算是善终。

纵观杨炯的作品，二十岁左右在弘文馆等编制的时候，可能是有感于边疆战事，并没有到过军队的杨炯写了很多“军旅诗”，其中最为有名的一句就是——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可能是没到过战场的原因，哪怕是天才也写不出战场残酷的细节，但是共情力拉满，氛围感就出来了。

其实与其说杨炯写的是“军旅诗”，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以军旅为题材的职业规划畅想。诗人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很符合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世界这么大，壮士要去建立功勋。

杨炯这个时候就已经很有文名了，大家都知道此人文采极好，因此很多官员家属请他写墓志铭，这种委托，庾信也经常受到，尤其是庾信晚年，帮很多王公大臣写了神道碑上的碑文。（据说帮人写墓志铭，能拿到不菲的润笔费！）

杨炯的作品一直流露出自己才智不舒的不忿，这点年轻和晚年的想法比较一致，加上史料缺失，也很难确认杨炯的第一篇作品是哪个，所以没有比较的必要了。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篇和“天文学”有关的赋很特别。

这篇赋的名字是《浑天赋》。

浑天是古代对于天体运动的一种学说。我们的农耕文化，与历法节气息息相关，历法就是先民一次次仰头看天空、星空后进行的总结，包括了对太阳、月亮等经年的观察和记录。

从中国的史书上可以清楚查找到两千多年的星象，还清楚了记载过彗星的出现。

“浑天说”就是在这种持之以恒的观测与记录中诞生的。

在“浑天说”之前是“盖天说”，两者的演进体现着对天体观测的进一步发展。

盖天说的基本主张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个说法真的很形象，如果我生活在没有飞行器的时代，每天仔细观察天空的话，大概率会和老祖宗得出一样的结论，天像是圆盖扣在如同棋盘一般的大地上。

杨炯的《浑天赋》就是在对“盖天说”的质疑中开始的，除了质疑“盖天说”，还顺便批驳了“宣夜说”，但是很可惜“宣夜说”比较具体的说法失传了，这三种学说，杨炯比较倾向“浑天说”。

杨炯这么熟悉天文学知识，是因为他做校书郎的时候，天天见到“灵台”，灵台就是古代观测星辰的地方，在这个天文观测馆里，杨炯看到了浑天仪，应该是实际的观测体验，让杨炯更加倾向浑天说，对于流行的其他两种学说，杨炯打算做个“辟谣”文章，让大家都来了解“正确”的浑天说。

当然从现在天文学角度回看，三个学说都是有关天文学的朴素想法，各有很大的缺漏，但是能写这么一篇近似“科普”的文章很难得。

类似杨炯这样的天才，出生在当代应该7岁上了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直接去研究所，有可能真的为成为研发人员或是天文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