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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差别在于封臣对宗主的义务是军事和政治性质的,而不是经济性质的。正如每个地方王侯需要他的封臣的协助和咨询一样,王侯们自己作为国王的封臣,也不得不对国王负有同样的义务。因此只有那些持有土地的人参加公共事务的领导。不过他们只是通过本人的作用来参加领导,用一句惯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们的咨询和协助。在土地资本仅仅用来维持其持有者的生活的时代,谈不上为满足宗主的需要而做出金钱上的贡献。或许封建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财政的原始性。在这方面货币不起任何作用。王侯几乎只有领地的收入填充他的保险柜。他不可能通过税收增加财力。由于财政贫困,他不能任用可撤换的拿薪俸的代理人。他只有世袭的封臣而没有官员,他对封臣的权力只限于封臣的效忠誓言所规定的范围。

但是一旦商业复兴使得王侯能够增加他的收入,因而硬币开始大量流进他的保险柜的时候,他就立即因势利导。12世纪时长吏的出现是政治进步的第一个征候,这将使得王侯的权力能够形成名副其实的政府,并且逐步将宗主权变成君权。这是因为长吏不折不扣地是一名官员。随着这种不以授予土地而以薪俸相酬劳的、必须每年报告管理工作情况的、可以撤换的人物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政府出现了。长吏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之外。长吏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旧的世袭的推事、总管或城堡主。两者之间的差别与旧的农奴租地和新的自由租地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相同的经济原因同时改变了土地制度和人的管理方式。正如这些经济原因使农民获得解放,使领主把领地的份地变成征收年贡的土地一样,这些经济原因也使王侯们通过领薪俸的代理人夺取了他们封土的直接管理权。政治革新,像同时代的社会革新一样,以流动财富和货币流通的扩散为条件。如果看到下述事实,就不难信服上述看法的准确:佛兰德尔的商业生活和城市生活比尼德兰的其他地区出现得早,因此佛兰德尔早得多地建立了长吏制。

王侯们与市民阶级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也产生了意义极为重大的政治后果。有些城市由于财富日益增长,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在需要时可以建立一支由成千上万装备精良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对于这些城市不予以重视是不可能的。封建的保守派起初仅仅藐视城市民团的胆大妄为。弗赖辛根的奥托[9]看见伦巴第的公社社员头戴钢盔身披铁甲胆敢与红胡子腓特烈的高贵的骑士相对抗时,他感到义愤填膺。但是这些乡下佬在莱尼亚诺战胜皇帝的军队所取得的光辉胜利(1176年),立即证明了他们能够干出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来。在法兰西,国王们必然依赖他们的帮助。国王们以公社的保护者和公社自由的捍卫者自居,使人觉得君主的利益似乎与城市的特许权休戚相关。菲利浦·奥古斯都必定从这种圆通的政策中得到好处。在法兰西内部最终确立王权的优势并将法兰西的声威扩展到全欧洲的布维内战役(1214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城市派遣的军队。

在同一时期英格兰城市的影响也是同样巨大的,虽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城市不是支持王权,而是站在贵族一边起来反对王权。因此城市在准备创建议会政府方面做出了贡献,议会政府久远的源流可能要追溯到大宪章时期(1212年)。

此外,并非仅仅英格兰的城市要求并且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参政权。城市的自然倾向是成为城市共和国。毋庸置疑,如果城市有力量的话,城市是会到处成为国中之国的。然而只是在那些国家政权无力与城市的力量相抗衡的地方,城市的这种理想才能实现。

从12世纪起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稍晚在皇帝的权力最终衰落以后的德意志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其他各地城市未能动摇王侯们的权力,或者像英格兰和法兰西那样,王权十分强大,不可能在城市面前屈服;或者像尼德兰那样,地方主义使各城市不能将彼此的力量联合起来以赢得独立,即使赢得独立也会立即相互搏斗。因此一般来说城市仍然服从于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把城市当作普通臣民看待。地方政府有求于城市的很多,所以不能不尊重城市的利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依靠城市,国家随着权限的扩大从而开支的增加,越来越经常地感到需要求助于市民的钱袋。我们已经看到,12世纪时国家就向城市借钱。城市借钱并非不要保证的。它们清楚地知道冒着永远得不到偿还的巨大风险,因而要求新的特许权作为同意借款的交换条件。根据封建法律,宗主只可以向他的封臣征收某些确定的捐税,而且总是限于同样的几种。因此宗主不可能专制地迫使城市缴纳人头税,而且无论怎样急需也不可能向城市索取献纳金。在这方面城市特许状给予城市以最庄严的保证。因此宗主不得不同城市协商。王侯们逐渐地养成一种习惯,将市民招来参加高级教士和贵族会议,同他们共商大事。召开这种会议的例子在12世纪时还是很少的。在13世纪时例子增多。在14世纪时这种惯例以三级会议的制度最后法定下来。在三级会议中城市位居教士和贵族之后,虽然在地位方面居第三,但在重要性方面不久即居第一。

虽然如上所述城市对于12世纪时在西部欧洲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乍看起来城市在知识的发展方面似乎未起任何作用。至少到13世纪末才见到从市民阶级中产生出来受着他们的精神激励的文学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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