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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以前，知识一直为教士所垄断，而且只使用拉丁语。用本国语写的文学作品只是有关贵族的事情，至少是表达贵族的思想和感情。建筑和雕刻只是在教堂的修建和装饰方面产生出一些杰作。商场和钟楼（最古老的样板追溯到13世纪初，例如毁于大战之中的伊普雷的令人赞美的商场）仍旧忠实于宗教建筑物的修筑风格。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很快发现城市生活确实对于丰富中世纪的精神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或许城市文化受着实用观点的支配，在文艺复兴以前阻碍城市文化飞跃发展。但是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专门的世俗文化的特性。从12世纪中叶起，市政会关心为市民阶级的儿童建立学校，这是古典时代结束以来的第一批世俗学校。由于有了这些学校，教育不再为修道院的初学修士和将来的堂区神甫所独享。文化知识为从事商业所必不可少，所以不再为教士所垄断。市民早在贵族之前初步学会了读和写，因为对于贵族来说仅仅是知识奢侈品的东西，对于市民来说却是日常的需要。教会必然立即要求对市立学校实行监督，这引起教会和城市当局之间的大量冲突。宗教问题自然与这些争端无关。这些争端的起因仅仅在于城市希望保持对这些学校的控制，这些学校是它们建立的，它们想要保持对这些学校的领导。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前，这些学校的教育限于初级教育。所有愿意深造的人不得不求学于教士办的学校。书记就是从这些教士办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从12世纪末起，书记不仅起草公社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法令并且负责城市的通信和会计工作。而所有这些书记都是在俗教徒，因为与王侯不同，城市从未使教士为其服务，教士根据他们享有的特权不受城市的管辖。城市的书记使用的语言自然首先是拉丁语。但是从13世纪初期起，他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本国方言。在行政事务中首先采用本国方言的是城市，这种首创性完全符合于在中世纪文明中以城市为其杰出代表的那种世俗精神。

而且这种世俗精神与最强烈的宗教热忱结合起来。尽管市民阶级经常与教会当局发生冲突，主教们大量地宣判把他们逐出教会，市民阶级由于反击有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反教权倾向，然而市民阶级仍然为深切而热烈的信仰所激励。只需举出挤满在城市中的无数宗教建筑以及大量敬神团体和慈善团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的虔诚带着天真、诚挚和无畏，易于越出严格的正统思想的范围。在各个时期他们都以其神秘主义的激情奔放显得与众不同。正是这一点在11世纪时使他们激昂地站在抨击西蒙式和教士结婚的宗教改革者一边；在12世纪时使贝吉纳派和贝加尔派的静修苦行主义在城市中传播；说明了在13世纪时为什么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在城市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也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宗教思想中一切新颖的、过分的和畸形的东西都在城市中获得成功。从12世纪起出现的异端邪说，无一不是在城市中有人皈依。这里只要回想一下阿尔比派在城市中传播之迅猛就足以说明了。

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既是世俗的又是神秘主义的，因而他们为在将来的两个伟大思想运动中所要起的作用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两个运动是：作为世俗精神产物的文艺复兴和宗教神秘主义所导致的宗教改革。

在“东城”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叫作科纳维尔的贫民区，那里居住的几乎都是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对于这个城市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危险和令人忧虑的地区。从高级的商业区大街步行到科纳维尔，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商业区大街的居民走到这里来，却是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多年来，科纳维尔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区，而且，在我们与意大利交战期间，这个问题日益引起这一地区以外的人们的关注。他们生怕这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居民热爱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甚于热爱民主和美国。他们早就觉得科纳维尔与社会其他地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它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贫穷和犯罪，以及起颠覆作用的信仰和活动的大本营。

体面的人们对科纳维尔的情况了解得很有限。他们也许听说这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每当为了向上层阶级人士表明下层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而组织巡回视察时，这里都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区之一。通过参观或统计数字，人们可以发现，那里难得有浴缸，狭窄失修的街道上到处是孩子，青少年犯罪率很高，成年人犯罪十分普遍，在萧条时期这里的很大一部分人是靠家庭救济金或公共事业振兴署维持生活。

由此看来，科纳维尔人好像是社会工作的对象、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或者，统统是“下层阶级”的成员。这样的描绘中有一个错误：其中没有人。那些关心科纳维尔的人谋求通过泛泛的调查来解答只有最熟悉当地的生活才能解答的问题。要达到这样的了解，唯一的办法是到科纳维尔去生活，并参加那里的人们的活动。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发现你面前的这个地区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以前看上去圮废失修、拥挤不堪的建筑物和大街小巷向后隐退，为科纳维尔舞台上的演员们组成了一幅人们所熟悉的背景。

你在进入科纳维尔以前，也许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那里的某些非法勾当团伙成员和政治家的情况。不过，报纸上描绘的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假如一名非法团伙成员犯了谋杀罪，那是新闻。而假如他悄悄地做他的日常生意，那就不是新闻。假如某位政治家被控告受贿，那是新闻。而假如他四处奔波照常为他的选民办好事，那就不是新闻。报纸上集中注意的是危机——惊人的事件。在危机中，“大人物”变成了公共财产。人们把他与他在其中行使功能的社会分开，评价他的标准也与他自己群体的那些标准不同。这也许是对违法者提起公诉的最佳方式，却并非了解他的好方法。要想了解他，必须将他放回到其社会环境之中，并观察他的日常活动。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的生活模式来认识它